经过明治维新，日本逐步发生了剧变，从一个封闭的海岛国家开始走向现代化的工业与军事化进程。到全面侵华爆发时，日本已经进入了巅峰状态。它的军国主义者们野心膨胀，不再满足于局限在岛国的范围内，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展开了全面的侵略。甚至有些极端的言论宣称，只需三个月，就能将中国灭亡，这种狂妄的言辞令人难以置信。
作为新中国的一员，笔者心中充满了对日本的愤恨。无论是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是在侵华过程中对无数中国人民的伤害，都深深刺痛了我。然而，客观来看，日军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凶狠的战斗作风，以及一旦遭遇挫折便进行残忍报复的行事方式，在侵华战争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即使是兵力占优的国民党军，在与日军的正面战斗中，往往也未能取得胜利。
即便偶尔像台儿庄这样的战役出现，取得了局部胜利，但也无法彻底改变徐州会战中的失败局面。蒋介石不惜以民众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破坏黄河堤坝，意图用“水淹七军”的战术来改变局势，却依然未能成功，最终只得不断撤退，避免与日军正面接触。
展开剩余77%所幸，在武汉会战中，国民党军成功扭转了局势。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国民党以110万大军与日军35万兵力展开决战，取得了毙伤10万日军的显著战果。然而，这场胜利却以40多万的伤亡为代价。尽管胜利的代价惨烈，但它稳住了战局，成功地阻止了日军进一步的侵略步伐。
进入1942年，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展陷入停滞，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让日本陷入了困境。为了突破中国战场的僵局，冈村宁次等日军指挥官制定了两种进攻计划：一是进攻西安，二是直接攻占蒋介石的重庆。这两种方案都旨在通过一次重大战役来扭转战局，特别是进攻重庆，如果成功，可能迫使蒋介石投降，进而改善日本的作战环境，解放部分主力部队投入其他战场。
1943年春，日军正式向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投入兵力达11个师团。为了彻底摧毁重庆，日军计划将兵力扩展至16个师团，另有两个飞行师团。如此巨大的兵力投入，显示了日军对攻占重庆的决心。甚至若战局不理想，日军还计划调集36万大军支援四川战场，誓言要拿下重庆，彻底占领中国。
由此可见，日军对重庆的进攻充满了决绝的姿态，几乎放弃了一切策略，全力集中优势兵力，力图通过碾压式胜利来突破中国战场的困局。然而，这样的计划最终因太平洋战场的变故以及无法成功调集足够兵力而宣告失败。日军的自信与过度乐观，在面对如此复杂的战局时，显得尤为脆弱。
回到解放军攻占重庆的情况。1949年，解放军势如破竹，接管全中国指日可待。此时，国民党军退守西南，打算在此地顽抗。解放大西南的任务由二野担负，而二野的兵力接近50万，兵员充足，且由刘伯承、邓小平等著名指挥官领导。经过中央军委深思熟虑，决定并未急于派遣二野进军大西南，而是在9月才展开进攻。
这种决定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虽然解放全中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但考虑到蒋介石仍有划江而治的设想，且美军可能会干涉，中央军委决定暂时等待合适的时机。这个延迟的决策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当时的解放军并未将大西南视为一个具有巨大难度的战区。最终，解放军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就成功占领了西南。
重庆的攻占，也远比日军当年进攻时简单得多。解放军的优势显而易见：不仅武器装备先进，且后勤保障得当。解放军深得民心，能够调动庞大的资源支持前线，而日军则完全无法与之相比。1949年，解放军进攻重庆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反击，许多国民党军队也在解放军的号召下纷纷起义投诚。
日军进攻重庆与解放军解放重庆的意义截然不同。日军在进行进攻时，面临的正是全线衰退的局面，试图通过一次决定性战役来扭转战局。而解放军则是充满胜利信心的军队，士气高涨。解放军不仅得到民众支持，后勤补给充足，而且许多国民党军队官兵因对民意的认同而投降，最终使重庆轻松解放。
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正是解放军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理念。解放军能够顺应民心，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也证明了一个至理名言：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人民，只有为民所用的军队，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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